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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1唯有,三峡好人

假如只有《三峡好人》
李欣/文

       必须要吐槽豆瓣上的评论(如果不只是简单的抒情和记述的话),推荐两篇迷影网和中文电影百科上关于此片的文章:
评《三峡好人》(作者:Tony Rayns)
原文出处:BFI网站()(原链接已失效)
作者:Tony Rayns
翻译:西拿费丽亚 | 校对:王骁双 (Cinephilia翻译小组)
【故事梗概(有剧透)】
  扬子江畔的四川县城奉节,正由于三峡大坝三期工程将带来的洪水而面临拆迁。山西的煤矿工人韩三明,来到山西寻找他的前妻幺妹。幺妹是他用钱买来的,十六年前离开了他。而现在他突然觉得有必要去看看他正值青春的女儿。在一间破旅馆住下后,他找到了幺妹的哥哥,一艘渡船的老板麻老大。得知幺妹正在上游的一艘船里工作,韩决定留在拆迁地里做苦力等她。
  太原的护士沈红,来到奉节寻找两年来都杳无音信的丈夫郭斌。她发现先前丈夫工作的厂房早已倒闭,并听说他新近在拆迁部找了份新工作她让丈夫的朋友王东明帮帮忙打听。王东明的工作是挖掘那些因拆迁而被发现的西汉文物。郭斌行踪无定,但第二天还是被沈红找到。沈红告诉他自己喜欢上了另一个人,并要求离婚。二人就此分手,沈红乘着旅游客船离开,开始了新的爱情。
  韩三明从麻老大那里听说幺妹已经到了奉节。他们见了面,再次因为那些辛酸的过往亲近在一起。韩也从幺妹口中得知女儿正在遥远的东莞工作。韩三明找到幺妹现在的老板,问他能否让自己带幺妹回山西 ,老板同意了,但要韩三明还清幺妹的哥哥欠的三万元。韩三明决定回到山西多挣些钱,便一个人离开了奉节。
【评论】
  贾樟柯这部精彩的电影叙述了两个平行的故事,皆是关于个人来到四川奉节寻找失散已久的另一半。而环境的设置和人物一样令人产生共鸣:奉节在历史上经常作为古诗词中赞誉的对象,奉节有些地方甚至可以追溯回两千年前的唐朝,而如今却因为长江引起的迫在眉睫的洪水而遭受拆迁。不少中国电影早已审视过修建三峡大坝所需付出的个人和社会的代价(从章明的《巫山云雨》(1995),到鄢语、李一凡的纪录片《淹没》(2005),后者也是在奉节拍摄的),但《三峡好人》却是首次借“一个历史悠久的聚居地的失去”这个话题,来表达“短暂而脆弱的人际关系”这个主题。电影的英文译名是《静止的生活》(still life),指的不仅是遭受拆迁的镇子里那些像雕塑般伫立不动的废墟遗骸,亦是那些用以象征人物感受的平凡的日常食物(正如电影的四个章节,《烟》《酒》《茶》《糖》)。
  事实上,影片有关静止亦关乎变化:两个主角经过长途跋涉到达奉节。男人韩三明,一个山西北边儿的穷困的煤矿工人,寻找着十六年前女儿一出生就离开了自己的用钱买来的妻子。他只是急切地想见女儿,而非想要寻求与妻子和解。女人沈红,一个山西太原的护士,则是为了离婚,来到奉节寻找已两年没有联系的丈夫郭斌(郭斌和那个帮助了沈红的考古学家王东明,都是山西本地人)。韩是典型的工人阶级,沈则是典型的中产阶层,两人却有着极其相似的经历:找不到自己想找的人,却尴尬地看到了当地人之间的斗殴与争吵,也意外地和那些人结下友谊。他们都决心要解决自己的情感问题,而这种决心很不像中国的传统。他们也同时看到了在山峡间盘旋晃荡的UFO。
那几个月奉节正罹受着灭顶之灾,UFO成为影片为数不少的表明奉节的超脱尘俗的元素之一;另一个元素则是那栋现代式纪念碑,这座纪念碑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它是为了纪念那些被迫背井离乡的移民,而最终影片中的纪念碑像火箭一样升空飞走了。正如贾樟柯的早期电影一样,首先《三峡好人》本质上仍是写实的——观察细致入微,对社会和地理的把握准确无误,描绘了可信的故事背景下的可信人物——但这部电影紧随2004年《世界》的足音,探索更多的不是当代中国人民的“现实”状态,而是他们的“超现实”境况。一直以来贾樟柯的主题始终是普通老百姓如何妥善(或无法)应对这混乱无序的时代,可他发现标准答案往往无关痛痒。很多时候你只能倒吸冷气,就像那个典型的中国专家对着电话大嚷大叫,命令着新建的巨型跨江钢桥必须在晚上亮起通明灯火,抑或是窗外那栋大楼,没有事先提醒就擅自轰然倒塌。
  电影的中文意思为三峡里的好人,尽管这片名显然与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的《四川好人》(The Good Person of Sichuan)相呼应,但《三峡好人》并不是一部政治寓言,他只是和布莱希特的作品一样,质问着在一个肮脏腐败的社会要依靠什么才能苟延残喘。贾樟柯并没有拍摄反派人物,至少在银幕上没有看到,即使是“坏人”(沈红的不务正业的丈夫、那个总是模仿《英雄本色》里周润发举止的当地混混)也被视为受害者。虽然主角们都无法控制自己而屈从了社会的力量,但他们内心深处的善良仁厚却将他们引向了始料未及的结局。影片如诗般的镜头和旋律亦赋予了它即兴咏怀的一面。贾樟柯将厚重的故事背景与人们内心的变幻莫测联系在一起,成就了他最为晦涩神秘,也最为尖锐深刻的作品。

周一晚在北大百年大讲堂上映了贾樟柯新作《三峡好人》,这部电影也获得了威尼斯金狮奖。

    先讲一个段子。晚上独自看《三峡好人》正版VCD,合租的哥们在外屋听见动静进来就问我怎么看这么土的片,我说,这是知识分子才看的,土鳖们都去电影院看《黄金甲》去了……
 
    到今天为止都反感拿《三峡好人》比《黄金甲》,当初衷、消耗、平台和价值完全拧巴时,做比较的除了别有用心找不出别的动机来。没看过《黄金甲》,听看过的人说甚是色情,排山倒海的乳房与排山倒海的傻冒暴发户范儿。我知道没看过作品就去胡说八道是种亵渎,至少是对自我的亵渎。但我更知道的是在中国广大边远山区,很多家庭还在温饱线上挣扎时,3年来动者几亿的投资拉出的超级大片究竟是在为谁舞蹈?更不知道那些看完片觉得上当然后一准儿会在365天后继续去上当的消费者们在想什么?强盗一样的文艺铁腕制造着一个又一个大众文化生活的假大空,过去的10几年里,那个叫春节联欢晚会的东西把一种意识形态再次强加于民众,它破坏了几千年来中国,尤其是中国北方人春节的传统。当春晚老态龙钟时,一种叫大片的玩意儿又跳出来,面目狰狞着,现在它又成了大家的生活方式了。多少指望着世界杯发家的家伙都叫嚣着世界杯改成2年甚至1年一届,但国际足联里还是有明白人的,挣钱也得细水常流。而中国大片不在乎,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得恶死你,颓死你,痉挛死你,抑郁死你。行走江湖最重要的还是一个抢字,速度要快,密度要高。眼看着电影产业要步中国职业足球产业后尘,真的没人着急?
 
    其实人们一直不在乎你的东西是吃谁的,吃自己的还是吃祖宗的,甚至是吃自己拉的,祖宗拉的。我一直不给自己机会去感受一下跟一群人去群情激愤地看完一部本不是拍给自己看的电影后的心境,就是害怕在自己没弄明白这里面的真谛前彻底无望了。我更喜欢那些不聪明的人,他们并不认为重新咀嚼祖宗嘴巴里的馒头是又荣光又保险的事,他们并不认为现实题材就是万丈深渊,他们并不相信所有人的话都真理。多少早前才气逼人的少年在9位数面前失去五官,当然,9位数真不是小数目。
 
    以背离逻辑的方式,用建设者的伪正义牌坊去毁灭大电影,以毁灭市场正常流动环节自然输出汇总的方式去搭建平台,这难道就是中国制造的大片的终极理想追求?多少人,多少人都号称去电影院看《三峡好人》而力挺他们内心认为对的东西,这让我们觉得太温暖了,它比著名主持人煽情的口述神气一万倍,它是即兴并自发的,没有策划和外援团队,一切都来自他们卑微的内心。
 
   继《世界》的二具尸体后,《三峡好人》里贾樟柯又把一具尸体藏在砖堆里,然后调侃一般地让死者的手机铃声牵引着你去发现这一悲剧。一个不知前世的械斗至死的小混混,在即将变成江河的建筑物里被一个本来跟这片土地没有一分钱关系的外乡人挖出来,他有朋友吗,他有家人吗,他们此时此刻在做什么?看过《三峡好人》的人都知道,比起那些一同挖他出来的民工,小混混还算是个有头有面的人,如果换下位,是挖他出来的某个人躺在他的位置上,我们甚至不知道是不是会有人去理睬他——直到他们的尸体腐烂,肉蛆满身……抛开三峡工程的丰功伟绩,千秋功业,单就让千万老乡背井离乡就有足够多的素材为艺术家的创作提供软硬件的服务。但到头来还只是这样一个人拍了这么一部电影,我们也不叫它是大片,因为在大众眼里,大片所具备的条件有二:一是足够大的投资;二是足够大的明星。可贾在拍《三峡好人》时没拉到9位数的投资,并且还启用着女教师兼其御用主角赵涛,在全民娱乐,全民SM的时代,还是被亢奋的呆瓜们集体错过了。
 
    建筑农民工人,农民矿工,农民铁路工人,地基上,地下,隧道里等等,技术及其半技术工种不是蓝领,他们的领子是黑色的,没有保险和其他福利待遇,没有可能得到城市居民的认可和接受,这样的人在中国有几千万,他们奔波在都市和城乡间,他们一手执行着文明,而与这文明丝毫无关。那些库区移民,他们付出的代价不仅仅是归属感的丧失,对于中国农民而言土地就意味着自身价值的核心。实际上在城市今天的情况也是如此,住房成了安家立业的基础,一切其实都没有改变……你不能指望山西人贾樟柯忘记矿工的疾苦该去为城市房奴们的艰辛抒情,这或许是贾与大片导演们们本质上的区别。真正牛逼的电影跟其他任何艺术品一样,广义上是需要重新阅读和情绪积累的。即便是《疯狂的石头》或者《绿帽子》也一样适用这个法则。当情绪电影越来越生动,越来越有故事性而又不失其内核价值与艺术品性时,有一点点艺术修养的人都不会不闻不问。信息爆炸的时代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难题就是当资讯以无限重新、复制、编辑等加工程序过滤后立体地向我们涌来时,我们到底该选择怎样的途径,怎样的方式去接受它。
 
    众生图都是大师才玩得起来的绝活。这次《三峡好人》就打算在这上面做做文章,影片一他就拉了一个长镜头,从一个黑黝黝的赤裸着上身的男性打工者到另一个黑黝黝的赤裸着上身的男性打工者,他们由一个陌生的地方被输送到另一个陌生的地方。是费劲研究影片为什么会有超现实画面本身就比较没劲,因为这又不是第一次。一个有理想主义情结又暂时无能力改变现实格局还必须依附某种势力的人必须依旧这种幻觉和错位,就像保留在他们内心的绿洲那样,承受生命中无法承受和其实不必承受之轻,所以王硕说贾也不敢跟某某对抗。
 
    实际上更重要的是成长,这话不能说是我有幻觉,因为你真的能看到出来贾的片子一部比一部生动、活实,并且越来越自信。《三峡好人》中,“烟”、“酒”、“糖”、“茶”的做法其实是在强调平静并强化影片的主题,草根与平民生活,最底要求就是丰衣足食,为此要想折。说优美,在三峡如果想拍的不优美才困难。不太乐意强调艺术性,不太乐意把《三峡好人》当成是中国电影对西方电影流派甚至是文学流派的致敬影片。但我们必须要承认的是在大片破晓,虚情假意横空出世的今天,还是有人拍不功利的电影,还是有艺术家坚守着知识分子的道德立场。《三峡好人》是一部真正拍出中国上层文化人和知识分子对低层关怀的影片,它的角度、立场、手法和小聪明都包裹在层层深情与情谊上,这才是时代永远不会忘记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在获得话语权和行为能力后的自然表露。快速进发的时代是不会主动留给云云苍生休息与思考的空间与时间的,一切事还需要由你主动承担、接管。如果一个民族的电影只是千篇一律地在炫耀上加功夫,那么这个民族历史上就从来没有过真正的电影。我们可以喜欢大片的恢弘与喧嚣,但至少你不能主观的傻呼呼地因为哀伤虚荣就拒绝真实。
 
    更期待贾樟柯的下一部影片,甚至期待贾起拍一部有它风格的商业片,凭什么中国电影就那么几个人说了算,凭什么中国电影就那么一批人在垄断市场和与舆论。现在是全民写作的时代(博客),全民电影的时代(DV),全民娱乐只是这个趋势的始初特征而已,必须相信市场的反思能力,其实就是必须相信人的反思能力。
 
    中国没有《在路上》,中国只有“在地上”。
 
2007年1月21日

《贾樟柯访谈2006》

纪录片风格,由非职业演员演出的,反映大时代洪流中一个个真实的侧面和瞬间的电影。十年坚守不变的贾樟柯。不论从什么意义上,这都是一部“好看”的电影,大讲堂里不断的笑声为证。它也是一部严肃的电影,诚实、勇敢、敏感而努力不煽情不矫情。不管在艺术上它是否达到了较为完美的地步,但把目光投向真正的民间生活,把资金和胶片花费在用镜头说真话的电影实在是太少了。

谁来捍卫电影

就像贾在影片映后的演讲中所说的那样,人真的是容易遗忘的动物,所以他要记录。所以我们要写作,要思考,要表达。贾樟柯的讲话也不错,有分寸感。他最后有些激动,我想不是因为一次次的掌声,而是因为他以一个观众的身份坐在黑暗里看完了自己的电影,又重新记起自己在四川奉节度过的一年,那些人那些事,或许还有催动他十年来拍这些电影的内心深处的什么。

记者(以下简称“记”):最近你的发言明显多了,而且时有尖锐之语。而你原来给大家的印象比较低调,比较温和。是这样吗?
贾樟柯(以下简称“贾”):对,话越来越多了。我们作为导演,共同面对的中国电影环境变得千疮百孔,问题特别多。其中最大的问题是,中国真正有价值的电影,完全被所谓商业电影的神话所笼罩,完全没有机会被公众所认识。很多人说,贾樟柯的话现在这么多,不就是发行一部片子吗,至于这样吗?我觉得这完全是一种误解。实际上机会对我来说还是非常多的,包括商业上的机会,包括我们的销售,就是说不管票房好或坏,我的电影还是有机会在银幕上跟观众见面的。并不是说我自己的生存环境有多么恶劣,而是我看到一大批刚拍电影的年轻导演,他们的生存环境太恶劣了。这个恶劣,一是说银幕上没有任何一个空间接纳他们,再一个,有一部分电影甚至完全被排斥到了电影工业之外。
记:什么原因呢?
贾:有很多优秀电影,比如说它是用DV拍的,技术审查规定DV拍的不能够进影院,就连16毫米胶片拍的也不允许进影院,必须是35毫米胶片或者是很昂贵的高清拍摄的才能进入院线系统。
实际上这样的技术门槛完全没有必要。大家都明白,现在拍电影选择什么材料,导演应该是自由的,这种材料拍完以后,影院接受不接受,应该是一个正常的市场检验行为,而现在却是行政行为,很不公平。它把很多导演拦在了电影工业之外,他们没有机会进入中国电影的这个系统里面,只能永远被边缘化。
  这种情况的存在,我们呼吁了很久,但得不到任何回应。而很多在电影行业里有影响力和发言权的名导演,却没人站出来说话,眼睁睁看着那么多年轻导演得不到任何空间,不得不走影展路线,然后反过来他们又骂年轻导演拍电影只是为走影展。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公平的。
必发88,  像我刚开始拍独立电影的时候,媒体还在文化上非常认同这种创作,也愿意用媒体的资源来为这些电影做一些文字上的介绍。但到了这一两年,特别是大片盛行之后,整个价值观完全被它们改造之后,我们要在媒体上寻找几行关于年轻导演、以及他们作品的文字介绍,已经难得一见了。整个社会给刚拍电影或者想拍电影的年轻导演的机会越来越少。这种状况我观察了将近两年时间,到去年年底的时候,我觉得必须讲,必须说出来。
  我感到痛心的是,许多比我有话语权的导演,从来不做这种事情。中国的电影分级制度为什么还出台不了?所谓技术审查的弊端,为什么就没人在更大的场合讲出来?那些大导演比我有发言权多了,也有影响力多了,他们有政协委员之类的头衔,有发言渠道,却从来不推动这些事情。我之前还一直幻想着,觉得应该有更有能力的人来担负起这个责任,但我很失望。我并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什么人物,或有多大影响力。所以,我的方法就是乱嚷嚷一气。
大片里弥漫的“细菌”
记:我本人很喜欢你的电影。但是坦率地讲,我没有去影院看《三峡好人》,而是买的碟。我倒是为《满城尽带黄金甲》贡献了几十块钱的票房。据我所知,很多人喜欢你的电影,但都是买了碟在家细细欣赏,而不是去影院。
贾:你想说为什么会这样,是吧?
记:是啊!这似乎成了一种普遍状况,出了影院就开骂大片,而内心真正喜欢的影片,却没去影院贡献票房。
贾:今天我们面临的情况是,所谓高投入高产出,电影惟利是图的观念,已经非常深入人心,它形成一种新的话语影响,一种大片神话的话语影响。
  说到商业大片,首先我强调我并不是反对商业,也不是反对商业电影,相反我非常呼唤中国的商业电影。我批评商业大片,并不是说它大。电影作为一个生意,只要能融到资本,投入多少都没关系,收入多高都没问题。问题在于它的操作模式里面,具有一种法西斯性,它破坏了我们内心最神圣的价值。这个才是我要批评的东西。
今天商业大片在中国的操作,是以破坏我们需要遵守的那些社会基本原则来达到的,比如说平等的原则,包括它对院线时空的垄断,它跟行政权力的结合,它对公共资源的占用。中央电视台从一套开始,新闻联播都在播出这样的新闻,说某某要上片了。
  这种调动公共资源的能力甚至到了,一出机场所有的广告牌都是它,一打开电视所有的频道都是它,一翻开报纸所有的版面都是它。当全社会都帮这部电影运作的时候,它已经不是一部电影,它已变成一个公共事件,随之而来,它的法西斯细菌就开始弥漫。这并不是耸人听闻,这是从社会学角度而言。
对于大多数受众来说,就像开会一样,明知道今天开会就是喝茶水、织毛衣、嗑瓜子,内容都猜到了,但还得去,因为不能不去。大片的操作模式就很像是开会,于是形成大家看了骂、骂了看,但明年还一样。
  电影的运作,如果是以破坏平等和民主的原则去做的话,这是最叫我痛心的地方。此外,在大片运作过程中,它所散布的那种价值观,同样危害极大。这种价值观包括娱乐至上,包括诋毁电影承载思想的功能等等。
  我记得当时大家在批评《十面埋伏》的剧本漏洞时,张艺谋导演就说,这就是娱乐嘛!大家进影院哈哈一笑就行了。包括批评《英雄》时,他也说:“啊,为什么要那么多哲学?”问题在于《英雄》,它不是没有哲学,而是处处有哲学,但它是我们非常厌恶、很想抵制的那种哲学。可当面对批评时,他说我没有要哲学啊!你处处在谈天下的概念,那不是哲学吗?你怎么能用娱乐来回应呢?这样的偷换概念,说明你已经没有心情来面对一个严肃的文化话题。这是很糟糕的。
大片的制造者们始终强调观众的选择、市场的选择。但问题是,市场的选择背后是行政权力。至于观众的选择,其实观众是非常容易被主流价值观所影响的。有多少观众真正具有独立判断?我觉得文化的作用就是带给大众一种思考的习惯,从而使这个国家人们的内心构成朝着一个健康的方向发展。
  大片里面娱乐至上的观点、金钱至上的观点、否定和诋毁思想承载的观点,深刻地影响着大众。然后,他们会替大众说一句话:大众很累,非常痛苦,需要娱乐,你们这样做是不道德的,为什么还要让他们看贾樟柯这种电影,还要讲生活里面不幸福的事?
记:我可以告诉你我一个同事的表述:贾樟柯拍的电影太真实了,真实得就和生活一样。可生活本身已经够灰头土脸的了,为什么我们进影院还要看那些灰暗的生活呢?电影不就是梦吗?
贾: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还有疑问的话,那基本上是取消了文化的作用、艺术的作用。为什么人类文化的主体、艺术的主体是悲剧?为什么人类需要悲剧?这些基本的问题,还需要我回答吗?我特别喜欢刘恒作品里的一句话,他在谈到鲁迅时说,鲁迅文章里面无边的黑暗,照亮了我们的黑暗。
  艺术的功能就在于,它告诉我们,有些既成的事实是错的。我们之所以通过影片,继续面对那些我们不愉快的既成事实,是因为我们要改变,我们要变得更幸福、更自由。就像我在威尼斯所讲的,直到今天,电影都是我寻找自由的一种方法,也是中国人寻找自由的一种方法。而无限的娱乐背后是什么呢?说白了,娱乐是无害的,这个社会鼓励娱乐,我们的体制也鼓励娱乐。
记:你多次提到过,目前你手里不缺好的剧本。而国产大片最被人诟病的恰恰就是,投入那么多钱,竟连一个完整的故事都讲不好。编剧们贫乏到只能借助《雷雨》,甚至《哈姆雷特》的故事框架展开情节。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贾:现在中国的电影里面,编剧的工作基本上就是落实导演的品位和欲求。编剧除了编剧技巧之外,还要看导演想表达的东西。一个货真价实的观念也好,一种对生活的独特发现也好,或者寻找到一个观察生活的新角度也好。我觉得缺少这些的话,技巧再好也是贫乏的。
商业逻辑的俘虏
记:这种“大片”格局是怎么形成的呢?
贾:我翻了一下前几年的资料和记录,我觉得是从几位大导演尝试改变的时候出手不慎开始的。他们开始转型的时候,并没有以一种更开阔的艺术视野去面对自己的转型,几乎都是以否定自己原来坚持的价值、否定艺术电影的价值,以一种断裂的方式,进入到新的类型里面的。当时他们在创作上,在艺术电影的创作上,都处于瓶颈阶段,都处于需要自我超越和自我更新的阶段。但他们没有精力和意志力去超越自己的瓶颈,他们转型去做商业电影。而那个时候,恰恰是一帮年轻导演在国际舞台最活跃的时候。
记:为什么他们无一例外都被商业逻辑所俘虏?
贾:就我的研究和观察,我觉得他们几位始终是时代潮流的产物,他们没有更新为一种现代艺术家的心理结构。比如说从《黄土地》开始,到《红高粱》,这两部影片,这两位导演,他们的创作都是时代潮流的产物。
记:据我所知,你很推崇《黄土地》?
贾:对,我非常喜欢。但这里头我们不是谈具体个人或是评价具体的作品,而是把它放到社会史的角度去考察它背后的文化因缘。那么你会看到,实际上《黄土地》是融入到整个寻根文学,以及上世纪80年代那个大的思潮里面,它是那个大的思潮在电影上的实践。一路过来,到《红高粱》的时候,1987年前后,改革经过很多波折,那个时候,改革过程中的强者意识、英雄意识、精英意识非常强。《红高粱》中所展现出来的所谓酒神精神,跟整个社会思潮的要求非常符合。
回过头去看,他们的作品,无一例外,都是从当代文学作品中改编过来的。这也暗合了这样一种观察,就是说,他们通过文学的牵引,来形成他们的讲述,这种讲述背后,是时代潮流。他们几位导演所透露出来的独立思想力,独立判断力,都是有限的。
  到了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突然迎来一个思想多元、价值多元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我觉得,他们的创作开始迷失了。他们找不到一个外在的主流价值来依托,因为主流价值本身被分裂成许多矛盾的、悖论的东西。这时候,有一个主流价值出现了,就是商业。商业变成英雄。整个社会都在进行经济运动,经济生活成了中国人唯一的生活、最重要的生活,从国家到个人。经济的活动一统天下,而文化的活动、思想的活动完全被边缘化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制作商业电影,高投入高产出的电影,就变得师出有名。从出发点上它有了很好的借口,这个借口就是中国需要建立电影工业,它有一个工业的合理性,很理直气壮。
  于是张艺谋、张伟平他们,摇身一变成为抵御好莱坞的英雄。他们说,如果我们不拍电影,不拍商业大片,好莱坞会长驱直入,中国电影就死掉了。我觉得这是一个蛊惑人心的说法。难道你不拍电影中国电影就死掉了吗?
  因为商业上的成功,于是他们的功名心也膨胀到了无限大。可问题在于,当他们进行商业操作的时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市场的成功,从一开始他们就跟行政资源完全结合在了一起。如果没有行政资源的帮忙,我相信,他们不可能形成这样大的垄断,而使中国银幕单调到了我觉得跟“文革”差不多。“文革”还有8个样板戏,还有一些小文工团的演出,而现在一年只剩下两三部大片了。
  这种集中资源,集中地获得利益,给中国电影的生态造成了严重破坏,大量年轻导演的影片根本无法进入影院。
记:即使进了影院,实际效果也并不理想。我看到一份统计,王超的《江城夏日》在南京的全部票房只有402元。
贾:难道这就是事实吗?因为他们控制和掌握了所有的资源,然后回过头来说,哦,你看你们赚不了钱。这里面有很多过往的事例我们可以去看,比如说,《英雄》上片的时候,有关部门规定,任何一部好莱坞电影都不能在同一档期上映。这是赤裸裸的行政权力帮忙。
记:相当于说,院线还是“公家的”,行政权力可以直接干预院线的商业安排?
贾:对,他们的利益是一体的嘛!所谓利益一体,就是导演要实现他的商业价值,制片人要收回他的成本,要盈利,有关部门要创造票房数字,影院要有实惠。所以,他们的目标空前一致,空前团结。
记:你觉得这几位导演这样的转变是必然的吗?
贾:我觉得有必然性。作为一个导演,他们没有自己的心灵,没有独立的自我,所以他们在多元时代里无法表达自我。原来那些让我们感到欣喜的电影,并不是独立思考的产物,并不能完全表达这个导演的思想和能力,他是借助了中国那时候蓬勃的文化浪潮,依托了当时的哲学思考、文学思考和美学思考。
  所以你会发现到《英雄》的时候,一个我们钦佩的导演,一旦不依托文学进入商业电影时,他身体里的文化基因就会死灰复燃。他们感受过权威,在影片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权力是有向往的,对权力是屈从的。所以你会发现一个拍过《秋菊打官司》的导演,在《英雄》里会为权力辩护。
  每个人文化基因都难免有缺陷。我想强调的是,你应该明白并去克服这种缺陷,你应该去接受新的文化,来克服自己文化上的局限性。而不应该当批评到来的时候,尤其是年轻导演的批评到来的时候,把它看作是“说同行的坏话”。他把正常的探讨上升到了说我 “不地道”,这种讨论已经完全不对位了,所以我不再回应。
  张伟平给我回应的五点,我看完也不想再回应。我把他当做一个制片人,一个电影人,但他的回应里面,首先把自己当做一个富人。他说我有“仇富”心态。那么当然,我这些电影上的问题,就没有必要跟一个富人分享了。我们可以谈谈高尔夫,谈谈品牌,我跟他谈电影干嘛呀?我对他的回应非常失望。记:你有没有一种尴尬,因为你的很多发言,是被放在娱乐版上进行表述和报道的?
贾:所以我今天专门与“冰点”谈,离开娱乐,在另一个平台用另一种语调来进行讨论。可能受众面积会缩小,但这个讨论不在于有多少人会关注。这个社会有许多既成事实是残酷的,就好像谈到文化价值,《黄土地》当时的观众有10万人吗?我怀疑,可能都不到。但它对中国电影、中国文化产生的影响非常大。
用行为艺术阻击大片
记:《三峡好人》在北大首映时,你说过一句:“我很好奇,我想看看在这样一个崇拜黄金的时代,有谁还关心好人。”这种表达是你清醒姿态下的一种尴尬呢,还是真的困惑?
贾:我真的有困惑。如果没有《三峡好人》和《满城尽带黄金甲》同时放映,没有这种碰撞,我觉得我对这个环境的认识还是不够彻底。所谓“黄金”和“好人”,我谈的不是这两部电影,而是一个大的文化概念。当全民唯一的生活是经济生活时,这样一种氛围里面,文化生活究竟有多大的空间?经济生活对文化的侵蚀究竟到了何种地步?关于这一点,理性判断和感性认识是不可能同步的。理性上我早就有了结论,但是感性地接受我确实是通过这次发行。所以我才会话越说越多,越说越激烈。
记:与《满城尽带黄金甲》同一天上映是由于你的坚持,说服了制片人。你是不是把这作为检验你的理性判断的一次机会?
贾:我开玩笑说是“行为艺术”。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商业的决定,如果是一个商业决定,我们不可能愚蠢到这种程度。比如说我们换一个档期,很可能《三峡好人》的收益比今天会好。但既然从一开始大家想做一个文化工作,我觉得就应该做到底。我们想告诉人们,这个时代还有人并不惟利是图,并不是完全从经济来考虑电影工作的。这样的发行,是这部电影艺术上的一个延续。在今天大家都追逐利益的时候,作为一个文化的痕迹,我们想留下来。
记:你怎么评价这次《三峡好人》的发行?
贾:我觉得很成功,达到了我们所有的目的。我们希望提出的观点,通过发行过程都讲出来了,不管公众能接受多少,不管它有什么效果。另一方面,观看的人数,元旦前我们的票房是200多万元,这个数字已经超过去年《世界》的120万元。
记:也就是说,《三峡好人》的发行,可以不理解为一次经济行为,而是一次文化行为?
贾:但我也要指出,采用这种方法不是常规,只是偶尔为之。正常的、健康的发行,还是应该使制作的钱有一个很好的回报。这一次是针对“中国大片”这样一个怪胎,不得不采用这样一种特殊的方法来进行一次抵制。不,不是抵制,是阻击。抵制还软了一点儿。
记:你把这种行为称为“殉情”。但如果你没有海外发行的底气,能这么率性地殉情吗?
贾:我不知道。不能回避这个东西。如果海外发行不好,或者说还没有收回成本,那么我也不会这样做。因为我也不是什么超人,非要粉身碎骨。
记:谈谈《三峡好人》的放映情况吧。
贾:院线放映时,他们首先就预设了这部电影没有观众,所以在排片上,就会给你一个上午9点30分、下午1点这样的场次,来证明你没有观众,然后下片。当然院线的惟利,这是不用讨论的。但是这里面也有一个公共操作层面的不合理性。你像在法国,更商业的社会,但只要它接受这部电影,承诺上映,最起码会在头一个星期给你满负荷地排片,从上午9点到晚上10点,一天5场或6场,在一星期的检验过程里,去判断究竟有没有观众。这是一个正常的检验时间,这个风险是你影院应该承担的风险,既然你接纳了这部电影。
  在中国不是这样。他已经认定你没有市场,然后给你一个更没有市场的时间,然后马上告诉你,你没有市场,下片。这里面,商业操作里的公平性就完全没有了。从做生意的角度说,这也是非常霸道的方法。
  张艺谋导演曾经很生气地说,“马有马道,驴有驴道”,你不要和我们这种电影抢院线,你应该去建立你的艺术院线。他说得有道理,因为确实是应该有不同的院线来分流不同的电影。但是他说得没有人情,中国有吗?我们现在面对的只有一种院线,这个院线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公共资源。在今天中国还需要10年、20年建立艺术院线的实际情况下,你怎么能让我们这些电影去等10年、20年呢?也就是说,从心理上,他们认为这条院线本来就是他们的,我们是无理取闹。这是多霸道的一种想法!
记:王朔说,不能让后人看今天的电影就是一帮古人在打架。
贾:他说得很幽默,实际上谈到一个记忆的问题。电影应该是一种记忆的方式。处在一个全民娱乐的时代,那些花边消息充斥的娱乐元素,可能是记忆的一部分,但它们很多年后不会构成最重要的记忆。这个时代最重要的记忆,可能是今天特别受到冷落的一些艺术作品所承担的。一个良性的社会,应该帮助、鼓励、尊重这样的工作,而不是取笑它,不是像张伟平这样讥笑这份工作。他们发的通稿里面,写着一部收入只有 20万元可忽略不计的影片,挑战一部两亿元票房的影片。这些字里行间所形成的对艺术价值的讥笑,是这个时代的一种病态。这种影响很可怕。我曾经亲耳听到电影学院导演系的硕士生说“别跟我谈艺术”,甚至以谈艺术为耻,我觉得这很悲哀。现在,似乎越这么说,越显得前卫和时髦。很不幸,这种价值观正在弥漫。
不得不谈的话题
记:“大片”为自己寻找的合法性之一,是提出要建立中国独立的电影工业,这是一个伪命题吗?
贾:是应该建立,这个命题不伪。可是,那些人的工作是伪工作。真的工作,首先应从根儿上来说,要建立一个年轻人容易进入到电影工业里来的渠道,把那些障碍都拆掉。让电影远离行政权力,真正变成一种市场的运作,不能像现在这样,有关部门自己跳出来帮助一些大片营销。
  要建立合理的电影结构。大片再大也无所谓,但是你要有足够的空间留给中型投资、小型投资的电影。合理的应该是金字塔结构,不能中间是悬空的。这样才能有大量的从业人员在这个工业里存活,有真正大量的电影工作者来历练中国电影的制作水平。你看那几部大片,它们的制作基本上都是在国外完成的,什么澳洲洗印,好莱坞后期制作,跟中国电影的基础工业没什么关系。包括演员的遴选,基本上都是港台韩日的演员,加上一两个年轻新选出来的。所以他们整天叫嚷着要拯救中国电影,实际上对中国电影工业没作任何贡献。唯一有关系的是,货真价实从这块土地上拿钱走。
记:你本人抗拒拍一部大投资、大制作的电影吗?
贾:我一直就不太喜欢这种提法。因为实际上,我们不应该为投资而拍电影。比如我准备在上海拍的一部1927年革命背景的电影,就肯定是大投资,因为需要钱去完成这个制作。但不能说,哎呀,我要拍个大投资的,可拍什么无关紧要。这不就反过来了吗?我觉得大投资不应该是个话题,关键是看你想拍什么。它不能变成一种类型,好像有一类电影,叫做大投资,这就本末倒置了。
记:目前中国的电影氛围里,你认为还有哪些东西是需要纠正的?
贾:我觉得需要谈到电影分级制度。《满城尽带黄金甲》在美国都被划为青少年不宜观看的影片,为什么跑到我们这儿就可以甚至是鼓励青少年去看呢?问题就在于,一个规定,它总是因人而异的。
记:作为导演,你用电影来描述、记录、思考和表达这个时代。你怎么看待这个时代?
贾:我觉得有些地方出了些问题。比如说,青年文化的沦丧,反叛文化的沦丧,完全被商业的价值观所击溃。青年文化本该是包含了反叛意识的,对既成事实不安的、反叛的、敏感的文化,比如上世纪80年代末的摇滚乐、诗歌,我觉得当时年轻人对这些东西有一种天然的向往和认同。这种认同给这个社会的进步带来很多机遇。那是一个活泼的文化。但今天的年轻人基本上只认同于商业文化,这个是很可惜的。今天中国的商业文化,不仅包括大片,它实际上形成了对一代年轻人的影响和改造。说得严重一点儿,像细菌一样。
  今天中国人的生活的确处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可以实现物质的成功,这个开放了很多。在这个过程中,物质的获得变成每个人生活里唯一的价值。好像你不去攫取资源,迅速地获得财富的话,有可能将来连医疗、养老都保证不了。所以整个社会全扑过去了。
记:你认为有没有可能不经过这样一个阶段?
贾:有可能的。那就是我们要在经济生活里面注入更多的人文关怀。今天的社会风气鼓励的是赤裸裸的掠夺,所以你才会看到电影这种掠夺,比任何行业更赤裸裸。我觉得做房地产的人,都没有谁敢站出来,说我投了多少钱,我要盈利多少钱。盈利本身对他们来说还是隐藏着的、不愿意透露的商业秘密。没有一个行业像电影这样,把我要赚多少钱告诉你,从而变成赚钱的一种手段,并最终被塑造成一个商业英雄,获得人们的垂青。
记:很奇怪,这种模式活生生就在我们眼前,并且不断被复制,不断获得成功。
贾:所以回到最近发生的事情。整个这个讨论的过程,并不只是针对“黄金甲”和“三峡好人”,也不仅仅针对中国电影,而是针对中国人的文化生活,中国人的经济生活,甚至中国人的政治生活。所以它是一个不得不谈的话题。

三峡边的穷人生活,江湖故事,一座两千年历史的小城在两年内拆去,商品经济与全球化带来的驳杂文化涡流盘旋,却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搭上黄金列车,生活还要继续,他们有自己的喜或者悲,有自己的道义原则。外国人或许会赞叹着颁给贾一座金狮奖,但在威尼斯的影院却不会出现这样的一幕:当“小马哥”的手机彩铃响起“浪奔,浪流……”的激扬歌声时,全场观众都哄堂大笑起来——这是这一代中国人共同浸润的文化,属于我们心照不宣的回忆。

看完后第二天和来自四川的W兄谈及此片,不料他那晚也在大讲堂。谈及此片,他有几分激动,他觉得贾真的沉进去抓住了些什么,在他这个四川人看来,很多细节真的就是那样。晚上上MSN,发现scallet师妹的昵称是:“去看《三峡好人》吧”——原来,我们都在那里看电影。

贾在当晚演讲中说起,估计自己的电影能在院线和观众见面的机会,也就这么几天了,14号之后各影院可能没有档期。他还说:“我很想看看,在现在这个人人都关心‘黄金’的时代里,还有多少人愿意看看‘好人’。”——我对此的理解是:即将上映的某名导大片《满城尽带黄金甲》面前,《三峡好人》还会有多少人看看呢?

去电影院看《三峡好人》吧,支持国产电影中真正精彩优秀的作品!至于什么无极啊夜宴啊之类的垃圾作品,看盗版碟都最好用两倍速度快进;黄金甲?呵呵,从英雄、埋伏之类的bullshit中难道我们得到的教训还不够多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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